GDP年均增长超过1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4.3%，民营经济年均增长23.7%，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31.3%，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49.3%……过去几年间，贵州正在用惊人的速度实践后发赶超。

“贵州之所以能取得这么显著的成绩，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扩大开放。”贵州省商务厅副厅长马雷说。

发展要素突破瓶颈

2016年8月，贵州获批“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成为继宁夏之后我国第二个获批的西部省份，这也是继2012年初国务院针对贵州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国发2号文”)后的又一重大支持性政策。

在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陈朝伦看来，这对贵州来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作为首个从国家层面全面系统支持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国发2号文中对贵州发展开放型经济指出了许多路径，其中，明确提出建成西南陆路枢纽。

贵州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进入高铁时代。大铁路里程达到3037公里，其中高速铁路701公里;公路里程达到18.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5128公里，实现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

通航机场实现市州全覆盖，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1563万人次。高等级航道达到690公里，乌江基本实现通航。开工建设夹岩等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建成黔中水利枢纽一期和滋黔一期工程，供水能力达到110亿立方米，解决1300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贵州的基建已经突破一个大瓶颈，但仍需加强，“贵州的基建欠账太多，虽然需要大笔资金，但是基建不突破经济就永远发展不上去。未来贵州还是要继续加密路网，加紧建设省内民用航空支线和高铁经济圈，这部分潜力巨大”。

对于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的贵州来说，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给开放型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要素成本相对较低，则让贵州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以及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更为主动。

“目前贵州全省土地平均价格相当于东部的六分之一，工业综合电价从一年前的每度0.46元降至0.35元，这对企业吸引力非常大。比如，华为在贵州的大数据中心光是电费每年就可以节约1亿美元。”马雷说。

金融是“百业之母”，也是产业和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要素资源，金融业不发达的贵州，通过数年的“弯道超车”，已经步入金融业的“黄金期”。不仅新的金融机构纷纷获批，大批省外金融机构进入贵州，传统金融业务生态快速成型;以大数据金融、绿色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创新金融业态也得以迅速发展。在贵阳观山湖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区域中心——贵州金融城也已经初具规模，超过150家金融、类金融及金融服务性企业已签约入驻，成为整个贵州省乃至西南地区的金融资源集散地。

此外，人力资源也是发展开放型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而为了突破这个瓶颈，贵州近几年来通过高校扩编扩容、人才引进等多种方式着重培养一批目前急需的外贸型、外向型人才。

数据显示，贵州现在已经拥有职业学院30多所，在校学生超过30万人，人才总量超过360万人。而在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净流入排行榜上，贵州名列第七。

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基建的改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贵州本地就可以招到工人。以贵州省红果经济开发区为例，该区的电子信息企业仅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已经增加了上万的工人，预计明年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值将达100亿，解决就业超过5万人。

产业合作迈出新步伐

贵州“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未来几年将实施更积极主动的全方位开放战略，构建立体开放通道体系，扩大开放领域、放宽准入限制，积极引入优质要素资源，进一步提升全省对外开放水平。

在此背景下，贵州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1+7”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加快建设，贵安新区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强势推进，“黔深欧”国际海铁联运班列、“黔渝新欧”货运班列开通运营，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实现通关一体化，举办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及“数博会”、“酒博会”、“茶博会”、“民博会”、国际山地旅游大会、“旅发大会”等重大开放型活动。

据了解，目前与贵州省有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已发展到190多个。

马雷认为，贵州地处西南地区南下出海通道，地理上天然成为连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枢纽，同时也是连接中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交通必经节点，与周边国家合作具有区位和资源优势。

“贵州在磷化工、煤化工、铝业、石化、航空装备制造等行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可以支持省内企业在境外扩大矿山机械、农业机械、工程机械、电力装备、铁路车辆及备件等产业投资，到越南、印尼、印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埃及等国投资生产，探索与非洲国家共建航空装备研发中心。”马雷说。

在融入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合作方面，贵州大力推广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积极吸引社会资本。2016年8月，贵州省政府组织召开了促进民间投资和PPP项目合作推进会议，向社会新推出152个PPP项目，总投资额1532亿元。

同时，贵州会同重庆起草了《长江上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建议方案》，推动贵州、重庆、四川、云南长江上游四省份建立省际协商合作机制，促进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一体化建设、产业创新协同发展、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及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此外，贵州还启动了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贵州园)建设，也就是将贵安新区、黔南州都匀经济开发区和黔东南州侗乡大健康产业示范区以“一园三区”模式建设贵州园。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要求，争取到2020年，基本建成以投资贸易便利化试验区、现代产业发展试验区和开放式扶贫试验区“三位一体”的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该方案还专门给予贵州有突破性的18条政策，包括研究设立国际邮件互换局(交换站)、支持获得网络支付业务许可的非银行支付机构依法合规开展跨境外汇支付业务、支持试验区建设“数字丝路”跨境数据存储和服务中心等等。

马雷表示，建设内陆投资贸易便利化试验区就是解决进出口软环境问题，建设现代产业发展试验区就是解决进出口“货源”问题。为此，贵州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截至2016年底，贵州全省已累计引进500强企业185家，2016年新引进省外项目4545个，新增合同投资额12508亿元，新增到位资金8086.35亿元。而这得益于贵州在加大招商引资的同时注重改善营商环境。

比如，将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制度改为信息申报及共享公示制度，放宽育幼养老、会计审计、电子商务等服务行业外商投资领域，全面推行直通放行、绿色通道等通关便利化措施，积极推广复制上海自贸区试点经验等等。

“整个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是‘三位一体’，这个至关重要的‘一体’就是营商环境。对企业的困难和问题我们会调研，然后主动建立对企业保姆式的服务，现在我们正在推广复制上海自贸区试点经验，其中的事中事后监管以及单一窗口和诚信体系的建立，是目前的重中之重。”马雷说。

此外，为了有效引导企业“走出去”，贵州支持优势企业向产业链上游、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在引导过剩产能和低端产业有序转移的同时，推动企业通过境外投资、境外承包工程等带动装备和原材料进出口;鼓励企业以获取高端要素为目的进行境外投资;鼓励企业积极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到境外建厂、设立营销网络和承揽工程项目，带动设备、技术、物资出口，扩大境外投资合作。

陈朝伦则建议，在做大做强本土企业的同时，鼓励国内外知名企业到贵州设立企业总部、地区总部、采购中心、研发中心，引导和支持招商引进的企业发展成为出口主体，扩大进出口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