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清廷的势力尚未伸入贵州，期间，清军虽在黎平等几处边沿地区旋进旋腿，但未发生较大的战事。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大西军由川入黔又向云南进军，在沿途的桐梓、乌江、惠水、平坝、普定、镇宁、晴隆和普安等地，为扫除敌对势力而发生多次战斗。永历二年，皮熊和王详为争夺地盘而在乌江一带多次发生战斗。永历五年，大西军由云南复进贵州，曾在乌江击溃王详军。所有的这些战争都是局部性的，为时甚短，因此总的来说这段时期，贵州的社会是相对安定的。

由于在这段时期大西军和永历政权都曾筹划以贵州为抗清的基地，因而在稳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等方面曾采取一些措施，由于文献资料不足难以详考，但根据一些零星资料，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清查土地，增加田主赋税，减轻农民负担

二：重视兴修水利，奖励农民垦荒，给贫苦农民以耕牛、种子、开仓放粮

三：鼓励通商贸易，发给商贾执照，铸钱以资流通;

四：对金银铜铁等矿，听民开采，但须向当局缴纳。其中仅铸钱一项，可推想当时贵州的一些经济状况。

早在永历三年，孙可望在云南称国主后，便开始铸造“兴朝通宝”铜钱，先在云南流通，后来流入贵州。其钱一般分为大、中、小三种;大钱重六钱四分，北面有“一分”字样;中钱重二钱六分，背面有五厘两字;小钱重一钱五分，北面无字。但现在看到的“兴朝通宝”，其规模、重量很不一致。如贵州省博物馆搜藏的一枚兴朝通宝小钱，直径为2.75厘米，重量为4.55克，不足金之一钱，正面楷书对读“兴朝通宝”四字，背面孔下铸有“工”字，两面均有较宽的周廓。其他各处发现的五厘钱，直径多为3.4厘米，也有3.3厘米的，重量有1.9克、9克、11克不等。以上钱币均为黄铜铸造。

现在能见到的一分大钱，则分为赤铜和黄铜两类，直径有4.6厘米、4.9厘米、5厘米等，重量有17.5克、18.5克、21克、23.7克、27.2克等。这些“兴朝通宝”的规格重量有如此大的差距，显然不是一时一地所造。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孙可望于永历四年重入贵州后所铸。

孙可望进入贵州后，以贵阳为其新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为了解决在贵州的财政开支和市场交易的需要，除陆续在云南铸钱外也在贵州铸钱。在清嘉庆年间所修的《遵义府志》中摘录了《陈志》的一条记载说：顺治八年辛卯，伪秦王孙可望遣稗将田子禄守遵义，开厂设局铸钱。辛卯是当年二月，此时孙可望刚收到朱由榔封他为秦王的敕书，按照孙可望平素行为，不可能立即改铸永历年号，很可能在遵义仍铸兴朝通宝。此后，孙可望既已接受秦王封号，在名义上已是朱由榔的架下之臣，铸钱也就改为“永历通宝”永历通宝也不是在贵州才开始铸造，早在朱由榔称帝改元永历时，已在广东、广西等地开铸，因而版式较多，规格、重量和字体也各异。

其背面铸有"御敕督部，道府留粤、辅明定国“等字样的。非在贵州所铸。现存的一种永历通宝背面均无以上字样，其版式、规格、重量、字体与兴朝通宝也不尽相同。如规格方面，有直径3.15厘米、3.2厘米、3.5厘米、4.5厘米、4.55厘米等数种，在重量方面，有5克、6.4克、9.95克、22克、23.1克、24.1克、25.75克等数种，但都分为大、中、小等币值，大钱和中钱背面都分别铸有一分、五厘字样，其类型、币值与兴朝通宝完全相同。因此可以认为，这类钱很可能是永历政权进入贵州后，由孙可望派人在遵义所铸。

1987年，贵阳钢铁厂在贵阳团坡桥基建时挖出“永历通宝”折二钱七千余枚，版式单一，无其他钱币参杂其间。由此可以推测，孙可望不仅派部将在遵义铸钱，还可能在贵阳开厂铸钱。

清代乾隆年间，被列为禁止流通和收回销毁的“伪号钱文”中，还包括兴朝通宝和永历通宝两种。说明这两种钱不仅在永历政权时期使用，永历政权覆灭后近一百年间仍然在贵州的一些地区流通。

孙可望在云贵铸造兴朝通宝钱币，在永历政权转移贵州后，又在贵州铸造永历通宝钱币，既是按照多少朝代的惯例，新朝统治者多以自己的年号铸钱，同时，也为适应大西军和永历政权在贵州的财政需要和流通需要。这两种钱能在贵州及其其他一些地区较为广泛的流通，说明当时的贵州及其其他一些地区人民是支持大西军和永历政权的，也反映了当时贵州社会经济是较为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