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建省，将贵州从一个数省交界的边地一跃提升为中央朝廷直辖的省区，贵州从此摆脱了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的尴尬局面，开始了全新的“内地化”进程，贵州区域经济逐渐形成，并朝全国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贵州终于由边缘角色融入到主流经济圈之中。

中央朝廷从以下几个方面将贵州纳入全国经济的“一盘棋”。

一、大规模进行移民运动。明代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其中最重要的输入地区有凤阳、贵州、北京等地。明代贵州移民的成分包括军人、农民、工匠、商人，以及流放贵州的官员和罪犯等。据研究统计，明代移居贵州的军队总数在20万户以上，他们在打仗之余必须进行粮食生产，以保证军队粮食的供给。贵州各府、州、县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也大量吸收农民进入贵州开荒种田，免除其三年的赋税。工匠也是贵州移民的主力军，包括金银匠、铜匠、铁匠、石匠、木匠、泥水匠、染匠，以及其他百业工匠，各种工匠的迁入，加强和改善了贵州修城、筑路、建渠、打井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商人也是贵州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来往于贵州和其他省区之间，加强了贵州与外部的商品交流。此外，流放到贵州的官员和罪犯也不在少数，比如兵部主事王阳明流放到贵州龙场(今修文)，他所遇之人“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明代为贵州输入的大量人口，为贵州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人力支撑作用。

二、大搞屯田建设。农业是古代经济的根本和支柱，能否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是考评各级军政官员业绩的重要指标。明代贵州人口的大量增加，使贵州大规模的屯田运动成为必然。明代贵州屯田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军屯，即军队以卫所为单位，他们“三分守城，七分种田”;二是民屯，即府、州、县各级政府机构发给种子和耕牛，组织农民进行屯田;三是商屯，就是商人招集流民进行屯田，以所得到粮食换取“盐引”，从而获得经营盐业的特许权。据统计，仅明代贵州军屯所开辟的田地就达120余万亩之多。屯田建设使贵州的土地得到大量开垦，为贵州经济的稳步发展奠定必不可少的土地和农业基础。

三、大力整治交通运输。贵州处于西南交通的“大十字路口”，保障贵州交通网络的畅通，不仅可以巩固西南边疆的安全，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促进贵州与外部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此，明王朝首先整治了贵州的驿道交通，派精锐之师驻扎在以贵阳为中心的几条驿道之上。其次，贵州所有大河均流向周边省份，开辟贵州河流航道成为改善贵州交通最便捷的方式之一。比如，北部乌江、赤水河航道，加强了贵州与四川的联系;东部锦江、氵舞阳河、清水江航道，加强了贵州与湖广的交通联系;南部都柳江以及南、北盘江航道，加强了贵州与广西的交通联系。

四、大大促进商业贸易发展。贵州商业贸易在建省后得到了长足发展，此举两例加以说明：一是朱元璋将“江南第一富商”沈万三流放到贵州。沈万三到贵州之后，重抄旧业，大力发展商业贸易，成为“黔商鼻祖”。数百年来，沈万三后人在贵州安顺和江苏南京形成了势力极大的沈氏家族。二是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在明清时期得到重大发展，苗侗民族将优质的楠木、杉木源源不断运往湖广、江浙、并经大运河运往北京修建皇宫，因此，清水江的木材被称为“皇木”而闻名天下。汉族商人纷纷涌入清水江，诚信经商的观念被带入清水江流域，并被苗侗人民所接受。数百年间，苗侗人民积累的清水江契约文书达四五十万件之多，成为继敦煌文书、徽州文书之后又一重要的民间契约文书，对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